巴塞尔姆：访客
现在是凌晨三点。
毕晓普的女儿病了，胃疼。她睡在沙发上。
毕晓普也病了，发冷出汗，感冒。他睡不着。在床上，他听到外间间或发出呻吟。凯蒂十五岁，每年都和他一起过夏天。
外面街上，有人在死命猛踩摩托车。他卧室的朝向太糟糕了。
他已经给她服了PEPTO-BISMOL [1]，如果她再醒来，他就准备用泰诺。他脱去贴在前胸汗湿的T恤，拿床单裹住自己。
大楼里某处的收音机在响，爵士乐队，他凭感觉知道的。勤勤恳恳的空调在隔壁吱吱嘠嘠地转。
早些时候他带她去看过医生，什么也没看出来。“你得的是肚子疼”，医生说，“吃几顿流质，如果还不好打电话给我。”凯蒂漂亮，高挑，一头黑发。
下午他们一边痛苦地呻吟着，一边看了一场电影，是讲狼族占领城市的恐怖片。在某些栩栩如生的场面时，她惊扑向他，胸贴在他背上。他挪开了。
他们在街上边走边聊的时候，她挎住他的胳臂，挎得那么紧（因为，他想，她有那么多时光不和他一起度过）。许多路人向他们投来奇怪的目光。
最近几天，他有几次搀扶起在他前面跌到的老太太。有一位老太太坐在十字路口中央冲从她身边急匆匆绕过去的保安张牙舞爪。老太太们总是表现出旺盛的斗志。“谢谢你，年轻人。”
他四十九岁了，正在写一部十九世纪美国油画史，对此他略知一二。
不够。
一声呻吟。没出声，可是他心里感应到了。她醒了。
他起身走进来看她。她穿的红白相间的袍子卷到膝头。“我刚刚又吐了一次，”她说。
“吐了舒服些吗？”
“好一点点。”
有一次他问她某样东西（盒子？椅子？）是什么做的，她告诉他是树做的。
“想不想喝一杯牛奶？”
“我一点也喝不下，”她说，一边转过身趴着，“陪我坐会儿。”
他坐在沙发边上，揉着她的背。“想些美妙的事情，”他说。“把你的注意力从胃上转移开。想想钓鱼。想想那次你把旅馆钥匙扔到窗户外面。”有一次，在巴黎，她真的就是这么做的，从六层楼的窗户扔出去，毕晓普仿佛看到一个法国人正走下 大奥古斯汀码头——脑子里嵌着一串沉甸甸的旅馆钥匙。后来他在旅馆门外的盆栽里找到了那串钥匙。
“爸爸，”她说，眼睛没看他。
“怎么？”
“你干嘛这样生活？自己一个人？”
“那我该和谁一起生活？”
“你可以找一个人嘛。你在这个年纪看上去还是很英俊的。”
“哦，那太好了。我谢谢你的恭维。”
“你不试试。”
这是，又不是事实。
“你有多重？”
“一百八十五磅。”
“你可以减一点。”
“好了，孩子，让我歇会儿。”他用手臂抹了抹额头的汗。“要喝点茶吗？”
“你死心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他说。“凯蒂，现在睡吧。想想一大摞GUCCI手袋。”
她叹了口气，把头转向一边。
毕晓普走进厨房，拧亮灯。他在想喝点什么对他有作用，或者有好处——可以让他睡着？但旋即拒绝了这念头。他打开厨房间的小电视，呆呆地看了几分种，可能是一部日本怪兽片。造型粗糙的怪兽一把抓起人，满脸狐疑地吃了下去。毕晓普想起了东京。在一次轻微的地震中他和一个日本女孩睡在床上，他永远也忘不了的地板在身下塌陷的感觉，以及那女人的恐惧。忽然间他想起她的名字，美智子。“你不会飞[2]我吧？”他们在一起时她曾经这样问。他惊讶地弄明白“飞”的含义，在那个时代的切口里，代表“抛弃”。她在一架炭火盆上做饭，他们睡在壁橱里，纸制的滑门合上就把他们和房间的其它部分隔开。毕晓普那时在“星条旗”采编部工作。一天他收到一张传真图片，是四家（当时）女子服务社的妈妈桑搔首弄姿的合影。毕晓普配上文字“潮流女性”。那个当都市版编辑的退伍老兵把照片退回毕晓普的桌上。“我们不能这么做，”他说，“难道不羞耻吗？”
他换了个台，恰好是桃莉芭顿[3]在唱，“旭日旅店”[4]。
每个夏天的某个时候她总会问：“你为什么和我母亲分手？”
“都是因为你”，他答道。“因为你。你小的时候，太吵了，我什么也做不了。”他的前妻有一次这么告诉凯蒂离婚的理由，他在一遍遍重复，直至把这不实之词刻到大理石墓碑上。
他的前妻超乎寻常地敏感，而且节俭。
我干嘛这样生活？我只能做到这样了。
星期六下午走过百老汇西街。巨大的白色画廊里关着“狗吠”艺术[5]，别走进去，否则它缠上你，跳到你怀里狂舔你的脸。还有一些则另走极端，怒吼着并呲出闪亮的牙齿。哦艺术，如果你不咬我那我也不惹你。市民游行，队伍中臃肿或骨感的脸，打扮得光鲜。一个黑孩子提着教育委员会的长号盒。一个年轻人梳着古怪的发型，杏黄色，瓦片一样披到肩膀。
毕晓普夹在人群之中，口袋里揣着三十块钱，以防要给同伴买杯喝的。
走进画廊，因为不得不这样。艺术家分四排吊了二十个超重量级拳击沙袋。每个人都被邀请给以一记重拳。人们使出浑身解数对沙袋又捶又擂。毕晓普，不能幸免，用孱弱的左手来了一拳，手很痛。
血腥的艺术家。
再次回到街上，他意外碰到一个人，后面跟着另一个人，还跟着一个女人。这是哈里，穿着柠檬色短裤，和他的英国朋友马尔克姆。
“哈里，马尔克姆。”
“教授，”哈里不无讥讽地说。（他是教授，而毕晓普不是。）
哈里头发剩得不多，自从和汤姆分手后瘦了不少。马尔克姆则是毕晓普见过的最为独自兴高采烈的人。
哈里的大学刚刚聘了一位三十二岁的新校长。对此哈里愤愤不平。
“三十二！我觉得董事会不公正。”
站在马尔克姆后面的是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子。
“这是克里斯蒂，” 马尔克姆说。“我们刚请她吃了午餐，几乎尝遍了世界上所有的点心。”
毕晓普立刻被一种为克里斯蒂做饭的欲望紧紧攫住——什锦汤或是焖砂锅。
她跟他说些有关窗户的事。
“我不在乎，可是为什么偏偏在我窗下？”
她穿着一件紫色的衬衫，晒得黝黑，头发乌亮——看上去象印度人，就是电视上卖Mazola牌食用油的那个。
哈里还在说那位新校长。“我说，他的论文居然是研究沐浴潮流。”
“也许他知道猎物在哪儿吧。”
冰箱里还剩了些鸭可以用来做焖砂锅。
“嗯，”他问克里斯蒂，“你饿吗？”
“我饿”。她说。
“我们刚刚才吃过，”哈里说。“你不会饿，你不可能饿。”
“我饿我饿我饿饿饿，”她说着挎起毕晓普的胳膊——难以置信，毕晓普的胳膊正伸在半空等她。
把鸭肉片放入青豆汤里的时候，克里斯蒂在厨房看电视里面的“罗宾汉传奇”，艾罗．弗莱恩和贝西．拉斯博恩[6]演的。与此同时，FM频率传出小汉克．威廉斯[7]的歌声。
“我喜欢可以拖鞋子的地方，”她说，艾罗．弗林把一头死鹿扔在宴席台上。
毕晓普一边切着西芹一边迅速瞟了她一眼，看她手里端着一杯酒的样子。有些人端着白葡萄酒很好看，有些则不然。
他在心里默记要买些Mazola牌食用油——一箱，也许。
“现在是挡泥板六十秒时间。”收音机说。
“有人和你同住吗？” 克里斯蒂问。
“我女儿有时候来。夏天和圣诞节。”在汤里放入些许龙艾。“你呢？”
“和个男人。”
总会有个男人。毕晓普猛地用三羊牌中国屠夫刀剁将起来。
“他是个艺术家。”
谁不是呢？“哪一种艺术家？”
“画家。他在西雅图。他需要有雨。”
他抓起一把切好的洋葱扔进汤里，然后一听蕃茄酱。
“要做多长时间？” 克里斯蒂问，“我不是在催你，只是好奇。”
“还要一个小时。”
“那我喝点伏特加。不掺水。加冰。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毕晓普喜欢喝酒的女人。
也许她还吸烟。
“实际上我受不了艺术家，”她说。
“比如说象谁？”
“象那个把香口胶贴在肚子上的女人——”
“她现在不那么干了，再说，香口胶也不是随随便便贴的。”
“还有一个把自己的某些部分切掉，象削木头一样，我头皮都炸了。”
“这倒是。”
“是”，她晃着杯子里的冰说，“我象个乡巴佬一惊一咤的。”
她站起来向走柜子去，从他的烟盒里抽出一支Lark。
非常兴奋，毕晓普开始说话。他告诉她有一天半夜他闻到烟味，于是起身检查屋子，后来发现河那边的码头起火了，怀疑是那里传来的。他打开电视找新闻频道。就在他拨电话的时候，正好看到电视画面上李察德．威德马克[8]主演的警匪片“布洛克的最后案件”的片头字幕，他不由自主地坐下来看，喝着惯常的苏格兰威士忌，直到清晨五点。李察德．威德马克是世界上他最喜爱的男演员之一，他告诉她，因为李察德．威德马克能够传达那种，怎么说来着，反弹。你可以击倒李察德．威德马克，他说，你甚至可以一再击倒他，但你在击倒李察德．威德马克的时候心里最好明白，李察德．威德马克妈的肯定会反击，揍扁你的头——
“我喜欢雷德福[9]，”她说。
可以理解。他认真地点点头。
“我喜欢雷德福的是，”接下去十分种她滔滔不绝地向他讲述罗伯特．雷德福。
他用一把长勺试了试焖砂锅的味道。再加点盐。
看来她还极度喜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10]。
毕晓普感觉到谈话已经象一头不听话的母牛，从正确的道路偏入了歧途。
“老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他说着，边仰慕地晃晃脑袋。“我们可以吃了。”
他把砂锅盛起来，又从烤炉里拿出些热面包。
“焖砂锅的味道象真的一样哦，”她说。
“用牛尾汤煲的。”为什么他在夏天给她做焖砂锅？这东西热性。
他开了一瓶罗伯特．蒙大菲[11]红酒。
“非常好，”她说，“我真是大吃一惊。”
“可以多放点土豆的。”
“不用，真的。”她撕下一大块法国面包。“男人真是奇怪。星期六在联合广场的农贸集市上有个家伙，他站在一张堆满绿色蔬菜、胡罗卜、玉米各种各样东西的台面前，藏在一干人后面，眼睛盯着穿牛仔短裤无袖衫的村姑，每次她俯身拿菜的时候他就瞥见一眼她的胸。那胸部，公平地讲，还不错——我的意思是，这能有多少乐趣？”
“适度的乐趣。一些乐趣。不是很多乐趣。我能说什么？”
“还有和我同住的那个鸟人。”
“他怎么样？”
“有次给了我一本书。”
“什么书？”
“一本家庭用品修理指南。洗碗机坏了。然后他给我买了一把螺丝刀。那倒真是把很好的螺丝刀。”
“哦。”
“我修好了那倒霉的洗碗机。花了我两天时间。”
“你现在想上床吗？”
“不，” 克里斯蒂说，“还不想。”
还不想！非常兴奋，毕晓普又倒了些酒。
现在他在出汗，一阵一阵发冷。他从卧室抓了一条床单，坐在厨房，把床单披在身上，象个印度教教长。他听到凯蒂在沙发上不停地翻来覆去。
他欣赏她的生活方式——就是，做到她想要做到的。有一点连哄带骗，有一点烦人，有一点刨根问底，毕晓普曾买了一对靴子作为意外的惊喜送给她，漂亮的半高黑色登山靴，可以配她黑色的滑雪裤……
话说回来，他并不是常常送礼物给她。
来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吃得消吗？吃不消，他想。
他记起一个梦，梦见自己的鼻子象大樱桃又黑又红，似乎那样才正常。
“爸爸？”
他披着黄色的床单走进那间屋。
“我睡不着。”
“真糟糕。”
“跟我说会儿话。”
毕晓普再次坐在沙发边上。她居然这么大了！
他给她讲他的美术史课。
“接着是莫奈和马奈，挺容易混淆，莫奈是画莲花之类的那个，他的颜色是蓝和绿，马奈是画 草地上的午餐的那个，他的颜色是棕和绿。然后是波纳尔，他画室内景物，光线很迷人，然后是梵高，画麦穗的那个，还有塞尚，画苹果的那个，康定斯基，画了那么多游戏棒，然后就是我喜欢的蒙德里安，他是画长方形的那个，颜色是红、黄和蓝，然后莫霍利．纳吉，搞有机玻璃什么的，还有马塞尔．杜尚，他是披着人皮的魔鬼……”[12]
她睡着了。
毕晓普回到厨房给自己倒了杯喝的。
五点半。巨大的窗户捂住昏暗的灯光。
克里斯蒂去了西雅图，准备呆下去。
清晨从窗户望出去，他时常可以看到住在对面那所公寓里两位老太太在烛光下用早餐。他永远也分辨不清她们究竟是绝顶浪漫呢，抑或，只是在省电。
[1] PEPTO-BISMOL：一种帮助消化的胃药。
[2] 原文用butterfly；
[3] Dolly Parton，乡村女歌手；
[4]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5] 原文作barking art;
[6] Errol Flynn和Basil Rathbone：均为好莱坞演员。
[7] Hank Williams Jr.：乡村歌手。
[8] Richard Widmark：好莱坞演员。
[9] Robert Redford:：好莱坞演员。
[10] Clint Eastwood：好莱坞演员。
[11] Robert Mondavi, 美国葡萄酒产地。
[12] 依次为，Monet, Manet, Bonnard, Van gogh, Cezanne, Kandinsky, Mondrian, Moholy-Nagy, Marcel Duchamp. 原文故意将梵高和塞尚拼写为 Van Guk 和 Say-zanne。
巴塞尔姆：我们当中某些人一直在威胁我们的朋友考尔比
由于考尔比近来的所作所为，我们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在威胁他。现在，他走得实在太远了，我们决定吊死他。考尔比争辩说，走得太远（他并未否认他已经走得太远了）可不意味着活该被吊死。他说谁都有走得太远了的时候。
对他的辩词我们没怎么注意。我们问他行刑时想听点什么音乐。他说他要考虑考虑，做这个决定需要一点时间。我指出，我们必须马上知道。因为霍华德，他是乐队指挥，必须雇乐师、还要排练，要是他不知道曲目，这一切都无法开始。考尔比说他喜欢艾普斯第四交响曲。“缓兵之计，”霍华德说，谁都知道，艾普斯的作品简直演奏不出来，需要好多个礼拜排练，而且乐队与和声的规模远远在我们的音乐预算之外。“理智点吧，”他对考尔比说。考尔比说他再想想简短一点的曲子。
休斯很为请柬的措辞担心。万一其中一封落到当局手里可怎么办？吊死考尔比无疑是违法的，一旦他们了解到计划详情，他们肯定会介入进来，把事情弄砸了。我说，尽管吊死考尔比几乎肯定是违法的，但是在道义上，我们有权吊死他，因为他是我们的朋友。在每种重要的意义上，他都是属于我们的，更何况他已经走得太远了。我们同意，请柬的措辞将使被邀请者搞不清他被邀请去做什么。我们决定参照“考尔比?威廉斯先生之夜”的样式。从目录中，我们选了一种漂亮的草体字和奶油色的纸张。马格吕斯说他来负责印刷的事情，他问我们是否应该供应饮料。考尔比说有饮料当然好，不过他想会带来经费上的问题。我们和善地告诉他经费问题是无关紧要的，我们毕竟是他最亲爱的朋友，如果一帮他最亲爱的朋友们还不同心协力还不把事情办得漂漂亮亮的，这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可言？考尔比问他事前是否也能喝一点酒呢。我们说，“那当然了。”
下一件事是绞架的问题。我们谁都不懂设计绞架，不过托马斯，他是个建筑师，他说他可以翻翻老书，作个计划。根据目前他所记得的，最关键的是一个能够良好地工作的活门。他直说了，加上人工和材料费，大约要花我们四百圆。“天哪！”霍华德说。他说，托马斯你在算些什么东西？花梨木吗？托马斯说，不，只不过是一段好松木而已。维克多问，不上漆的松木看起来是否有点“粗糙”；托马斯回答说他想染成胡桃木色也费不了多大事。
我说，尽管我也认为整件事必须做得漂亮圆满，不过一个绞架就要四百圆，超过其它所有饮料、请柬和乐师等等的费用，也有点太过分了。为什么我们不就利用一棵树，一棵好看的橡树或别的什么？我指出，既然绞刑定在六月举行，吊死在繁盛的树叶之中，不仅有一种自然的风韵而且极合传统，尤其是西部的传统。托马斯，他一直在信封背面绘制绞架草图，提醒我们说在室外进行绞刑有下雨的危险。维克多说他喜欢放在室外的主意，比如在河边，但要注意到必须远离城市，这又带来了客人和音乐家们来回的交通问题。
这时候每个人都看着哈瑞，他经营着一个轿车－卡车出租公司。哈瑞说，他想可以找到足够多的豪华轿车，但是应该给司机适当的报酬。他指出，司机不是考尔比的朋友，指望他们免费提供服务是不可能的，对待他们应该象对待酒吧招待和乐师一样。他说他有大概十辆豪华车，大多用于葬礼，他可以从同行那儿再弄几辆。他还说如果在室外举行，我们最好准备一个帐篷或雨遮，至少让重要人物和乐队有所遮蔽，否则万一下了雨，他们会不高兴的。至于是用绞架还是树，他说，他没有特别的偏向而且他想最后的选择权应该属于考尔比，这毕竟是他的绞刑嘛。考尔比说谁都有走得太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点太苛刻了？霍华德严厉地说，这个问题早就讨论过了，你到底要什么？绞架还是树？考尔比问他能否有一个行刑队。不，霍华德说，不行。霍华德说，什么行刑队，全是考尔比自私的小把戏，什么蒙眼布啊，什么最后一根香烟屁股啊，考尔比得到的已经够多的了，别想用多余的表演为难我们。考尔比说他很抱歉，他并不是那个意思，他选树。托马斯厌恶地把他画的绞架草图揉作一团。接着是刽子手的问题。彼得说我们真的需要刽子手吗？因为如果我们用树，把套索调整到适当的高度，考尔比可以从椅子或别的什么上跳下来。另外，彼得说，他很怀疑现在是否还有可以自由雇佣的刽子手，现在的死刑都是暗中的和临时进行的。我们也许不得不从英国、西班牙或某南美国家飞运一个来，我们甚至还不知道那人是否称职是否是真正的刽子手，他会不会是一个急需钱用的业余刽子手，他会不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让我们在所有人面前丢尽颜面？我们一致同意让考尔比从什么东西上往下跳，不能用椅子，我们觉得那看起来太可笑了－－我们漂亮的树底下却摆着一把破破烂烂的厨房椅子。外形有点现代，富于创新精神的托马斯建议，让考尔比站在一个直径十英尺的橡皮球上。他说它能提供足够的下坠力，而且即使考尔比突然改变主意不跳了它也会自动滚开的。他提醒我们不用刽子手会使我们更多地依赖于考尔比完成此事的自我责任感。尽管他相信考尔比是守信用的，是不会在最后一分钟让朋友们丢脸的。我们还是应该明白，要做得保险一些，一个十英尺的橡皮球也花不了太多钱，它能保证演出大获成功。
一提到绳子，一直都保持沉默的汉克突然说，是不是最好不用绳子而用电线－－更有效、对考尔比也好。考尔比听了脸都绿了，我不怪他，这也太难受了－－吊死在一根电线，而不是绳子上－－光是想想都觉得恶心。我想汉克坐在这儿唠叨什么电线真是让人太不愉快了，尤其是在我们刚刚用托马斯关于橡皮球的主意如此简捷地解决了考尔比从什么上跳下来的时候。我忙说电线不成，电线会使树受到伤害－－电线会因为考尔比的重量而嵌进树枝里去－－在环境问题受到了更多的重视的今天，我们并不想这么做，不是吗？考尔比感激地看了我一眼，然后会议就结束了。
行刑那天一切都很顺利（考尔比最后选的音乐是埃尔加的作品，标准乐队配置，霍华德和他的小伙子们演奏得很棒）。没有下雨，观礼者很多，我们的苏格兰威士忌以及别的也都足够用的。那个十英尺的球漆成了深绿色，与周围的田园环境显得十分合谐。整个过程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件事，一是考尔比给我的那感激的一眼；另一件事就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走得太远了。
巴塞尔姆：婴儿的概念
我宣布撕书是正确的，尤其是以前撕的完全正确。
婴儿干的第一件错事就是撕她的书。为此我们规定，她每撕一页就将她的门关上，让她在屋里独自呆4个小时。起初她一天只撕一页。尽管从关着的门里传来的哭声令人烦躁，但这个办法还算奏效，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我们该付出的代价，或者说一部分代价。可随着婴儿手劲的增加，她一次会撕掉两页书，这将意味着她被关起来独自呆8个小时，大家的烦躁也翻了一番。可她不罢休。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她撕掉三四页书，一次被关16个小时之久时，我们几天不得安宁，既妨碍给她正常喂饭，又使我妻忧心忡忡。但我觉得既然有了规定就得执行———持之以恒地执行，否则就会给人一种错误的概念。当时她才十四五个月，常常哭一小时左右就睡着了，怪可怜的。她的房子挺不错，里面有漂亮的摇木马、填制的动物等近百种玩具。如果能聪明地利用时间，可干的事有好多，如玩智力测验等等。不幸的是，有时我们打开门，发现在被关期间她撕掉了更多的书页，整页整页的，加起来几乎是一本书。
婴儿的名字叫波恩?丹赛。我们喜怒哀乐的表情，严肃认真的言语对她无济于事。
我必须承认她聪明了。婴儿很少出来到地板上玩，即使偶尔来到地板上玩的时候，如果你到她跟前，总会发现她身旁放着书，打开着。若你瞥一眼，书完整无损，可你仔细一瞧就会发现有一页小小的书角被撕掉了。在平常情况下很容易被认为是正常磨损而放过去。但我清楚她干的事，她撕下书角吞下去了。如此下去可不得不慎重考虑，这事真让我绞尽了脑汁。我妻子说我们对小孩太苛刻了，孩子的体重也减了。但我向她指出，孩子往后的路还很长，得同别人一起生活，而同别人一起生活的世界有很多戒律，如果学不会适应这些戒律，你将会被冷落而毫无声望，大家都会排挤你，躲着你。我们将孩子关得最长的一次是88小时，我妻子用撬棍把门撬下来才把她放出来的，她还欠12小时，因为她撒掉了25页书。后来我又把门装上，并加了一把只有将磁卡插进锁孔才能打开的大锁，而磁卡我拿着。
可情况并未好转，孩子会迅速地从她的房子里爬出来，向离她最近的诸如《月亮，晚安》之类的书扑去大把大把地撕起来。10秒钟，包括封皮在内，《月亮，晚安》就被撕掉了34页，散在地上。我开始有点担心，如果将她欠着的时间加起来，即使到1992年，她还从房子里出不来，而她已经面无血色，好几周没有去公园了。我们或多或少面临着道义的危机。
后来，我宣布撕书是正确的，尤其是以前撕的完全正确。做为父母，这也是解脱的办法之一。人总得转变观念，每次转变会贵若黄金。于是我同小孩高兴地并排坐在地上撕书。有时仅仅出于消遣，我们还到街道上去砸挡风玻璃。
